中国与巴基斯坦自1951年建交以来，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目前已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沿途的重要国家，是最早积极对接建设的国家之一。经过几年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本工程。并且，中巴经济走廊自建设以来有效地改善了巴基斯坦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地推动了巴基斯坦国内经济的发展。

但是，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2019年9月，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让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巴基斯坦正在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1]。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要学习中国消除贫困的经验[2]。并且，中巴两国也于2018年11月签署了“减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愿意加强在减贫领域的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因而，中国应积极与巴基斯坦展开减贫合作，分享减贫经验，这对于维护巴基斯坦国内社会稳定，夯实“中巴经济走廊”的民意基础，建立两国长效合作机制十分重要。

目前,中国关于中巴合作的探讨多集中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农业合作、贸易合作等领域。张耀铭指出，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了丰硕的前期成果，但进一步发展仍面临安全、投资、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等风险障碍[3]。高云等指出，中巴农业合作互补性强、价值大，具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向[4]。李建军和孙慧指出，中巴之间具备要素禀赋差异、工业产品互补等经济合作基础,拥有产业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空间[5]。但是，少有学者通过分析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和政策，提出中巴减贫合作的建议。鉴于此，本文深入研究巴基斯坦的贫困现状和原因，梳理减贫政策具体类型、内容及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巴减贫合作的建议。

1 巴基斯坦贫困现状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地区，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近些年来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推动下，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4—2018年，GDP增长率均在4.6%以上，其中2018年达到5.83%,为近10年来最高。巴基斯坦是世界第41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基数大，2018年人均GDP仅为1 565美元，世界排名155位(1)。尽管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减贫政策，但是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从表1可以看出，以巴基斯坦国家贫困线(每月支出3 030.32巴基斯坦卢比(2))来衡量，1998—2015年巴基斯坦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是2015年仍有24.3%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村人口中有接近1/3是贫困人口。

在多维贫困视角下，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2016年巴基斯坦公布了《巴基斯坦多维贫困报告》，该报告首次使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指数(MPI)对贫困水平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2015年巴基斯坦仍有38.8%的贫困人口，仍有54.6%的农村人口极端贫困，城市人口中该比例为9.4%。并且，巴基斯坦全国有60.6%的人口没有烹饪燃油、48.5%的人口未完成基础教育、39%的人口没有任何资产、1/3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资源[6]。

2 巴基斯坦贫困的原因

2.1 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巴基斯坦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农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巨大的减贫效应，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2018年，巴基斯坦农业GDP占总GDP的24%，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41.6%，女性农业就业人口更是占女性总就业人口的72.7%(3)。但是现阶段巴基斯坦的农业发展缓慢，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机械化水平低，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能力弱，导致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较低，除了棉花单产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小麦、水稻、甘蔗单产都低于中国、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小麦单产水平仅为中国的54%，水稻单产水平仅为中国的36%[4]。二是，农业难以形成益贫式增长,多数小农和无地农民长期贫困。巴基斯坦的土地分配十分不平衡，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并且，巴基斯坦很多农业政策更有利于大中型农户而不是贫困小农户。如承担农业技术推广的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都更倾向于为大农户和教育水平较好的农户提供服务，小农户的需求往往被忽视[7]。

2.2 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对教育、卫生等方面投入不足，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十分落后。如表2、表3所示，虽然近几年巴基斯坦的教育和卫生支出分别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只占GDP的3%及以下，教育支出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卫生支出更是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低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巴基斯坦因学致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十分突出。在教育方面，由于贫困家庭难以负担子女学费，致使大量学龄儿童失学。

据统计，2018年巴基斯坦仍有600多万的失学儿童，小学净入学率仅为67.57%，中学毛入学率仅为42.67%(4)。而中国2018年的小学毛入学率为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0.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5)。在医疗卫生方面，巴基斯坦的健康、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并且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2017年巴基斯坦仅有50.2%的农村人口可以使用基本卫生服务，32.6%可以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46%拥有肥皂、水等基本洗手设施，而城市人口中可以享受到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比例分别为76.6%、39.9%、83.2%(6)。

2.3 人口基数大，失业率高

巴基斯坦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政府实施了一些人口控制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2019年，巴基斯坦的人口已达2.16亿，并且近10年的年人口增长率还均在2.0%以上，而同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已分别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了0.5%和1.1%左右(7)，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给巴基斯坦减贫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人口长期较快的增长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失业率居高不下，日益增长的青年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据统计2016—2018年巴基斯坦年轻人口(15～24岁)的失业率均在7.0%以上(8)，并且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高生育率导致儿童抚养比率高，加重了贫困家庭的生活负担，并对储蓄产生不利影响，使贫困群体面临更大的生计风险。

2.4 恐怖主义泛滥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及周边国家恐怖主义的泛滥使得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最不和平的国家之一，对其经济发展和减贫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巴基斯坦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反恐，侵占了大量用于发展和减贫的资源。据估计2005—2015年，恐怖主义给巴基斯坦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 000亿美元[8]，按巴基斯坦2016年的教育投入水平估计，相当于21年的教育投资。另一方面，“流血事件”频发，促使资本大量外逃，同时也使得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慌，导致巴基斯坦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对外资吸引力大幅减弱，很多民生工程也因受到恐怖主义威胁，被迫延期或停工。

3 巴基斯坦的减贫政策

巴基斯坦自1956年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来，实施了很多减贫政策，可以归纳为4种类型，即农村和农业发展政策、土地改革、国民发展计划和社会保障制度。本文梳理了不同减贫政策的减贫目标、政策内容以及各自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和农业发展政策

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贫困问题，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实施农村和农业发展政策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社会环境，解决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实施于1952—1961年的乡村援助计划。该计划耗资1亿美元，由农业、教育和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合实施，在农业方面主要通过推广各种改良型农作物、化肥、耕种方法来提高生产力，工业方面主要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兴建水利、道路、学校和医疗中心等基础设施，但是由于该计划没有明确要为贫困民众服务，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减贫效果。而后实施的一系列农村和农业政策虽然名称不同，但目标相似，如农村工程计划、人民工程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五点方案、库沙尔巴基斯坦计划等[9]。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实施于1985—1988年的五点方案。该计划总投资1 175.4亿卢比，重点是发展农村教育、农村电力、公路和医疗卫生。以1986年的投资分配为例，这一年五点方案的投资总额为231.9亿卢比，其中，教育投资55.4亿卢比，占总额的23.9%；电力投资为52.7亿卢比，占22.7%；公路和医疗卫生的投资分别占总额的8.5%和6%。并且，该计划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如使全国90%的村庄通电，修建1.2万km碎石公路，新建1 180个基层医疗单位和151个农村医疗中心。该计划执行一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3 000多个村庄通电，为300万农村人口提供了清洁饮用水，新办了9 000多所小学。但由于政权的变动，五点方案最终只实施了4年[10]。

此外，1965年巴基斯坦开始实施绿色革命，以使用高产品种为中心、广泛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其主要措施为引进墨西哥小麦高产品种和菲律宾水稻高产品种，发展水利灌溉，增加化肥施用量，加强病虫害防治，提高机械化程度等。绿色革命推动了巴基斯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据数据显示，1965—1989年，小麦每公顷产量从76kg增加至1 934kg，水稻单产同期增加了54.8%[11]。

综上所述，巴基斯坦实施的一系列农村和农业发展政策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成效，但是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第一，早期实施的乡村援助计划、农村工程计划等政策没有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忽视了贫困人口的真实需求，贪污腐败、滥用资金的现象严重，因此收效甚微。第二，在农村发展政策实施中，普遍存在着软件和硬件设施严重不配套的现象，如有学校无老师、有诊所无设备无医生等现象。第三，由于政权更替频繁，一些像五点方案的好政策最终草草收场，难以持续。

3.2 土地改革

为了调整土地分配，巴基斯坦迄今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土地改革，规定每户地主占有土地的上限，将超过上限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小农和无地农民。1959年，阿尤布·汗军政府实施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将每户地主占有最大土地上限设定为每人500英亩(100英亩≈0.4km2)灌溉田和1 000英亩旱田，同时还可保留150英亩的果园，并且允许将一部分土地转给继承人。超过限额的土地由政府以25年期无息债券征收，随后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出售给佃户。由于规定的土地限额和征收标准过高，地主势力并没有受到影响，并且对果园和馈赠土地的额外豁免也给了地主规避土地限额的空间[12]。

第二次土地改革由佐·阿·布拖民选政府于1972年实施。本次改革大幅减少了土地限额，将每户地主占有土地上限缩减至150英亩灌溉田和300英亩旱田，取消了果园和馈赠土地的豁免权，超过限额的土地由政府无偿收回并免费分给无地农民和小农户。之后，1977年佐·阿·布拖政府实施了第三次土地改革，再次降低土地占有上限，调整为每户100英亩灌溉田和200英亩旱田。虽然这两次改革看似比第一次改革更为彻底，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土地持有上限都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地主可以通过将土地转让给其他真实的或虚构的家庭成员来规避上限，实际被收回土地的往往是一些超大地主。第二，改革规定了土地限额可以根据土地的肥力和生产率高低进行调整，这也给了地主规避土地限额的空间[13]。

综上所述，巴基斯坦3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因为当时不管是军政府还是民选政府代表的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佐·阿·布拖本人就是大地主，他们实施土地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不是真正为了改善贫困农民的生活。因此，这3次土地改革对土地分配的影响十分有限，据统计1959年、1972年和1977年三次改革仅分别收回了占全国耕地面积5.6%、2.5%、8%的土地，总计仅收回了604.2万hm2的土地，受益人群仅有60万人，土地分配不均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到2000年，巴基斯坦只有37%的农村家庭拥有土地，其中61%拥有不足5英亩土地的小农户仅占有全国15%的耕地，而2%拥有50英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了巴基斯坦30%的耕地。2002年世界银行指出巴基斯坦70%的贫困人口是无地农民[9]。

3.3 国民发展计划

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手段。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重点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巴基斯坦政府于1993年启动了社会行动计划(Social Action Program)，重点关注基础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基本医疗保健、农村饮用水供应和卫生以及人口福利4个领域。该计划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资金捐助，覆盖了巴基斯坦包括部落地区在内的所有地区。社会行动计划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计划(1993—1996年)，总投资1 064亿卢比，其中64%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19%用于基本医疗保健，14%用于农村用水供应和卫生，3%用于人口福利。第二阶段计划(1997—2002年)，政府和捐助者进一步加大了投入，总资金投入达4 988亿卢比，其中67%用于基础教育，19.4%用于基本医疗保健，9.8%用于农村用水供应和卫生，3.8%用于人口福利。并且第二阶段也进行了政策调整，增加了对中等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城市贫民窟供水和卫生方面的关注，提升重点也由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度转向了提高服务质量，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强调透明度[14]。

如表4所示，在社会行动计划的推动下，1990—2002年，巴基斯坦在教育、医疗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得到较大改善。小学入学率由1990年58.6%提升至2002年70.89%，人口预期寿命从60.1岁提升至63.3岁，婴儿死亡率从106.30‰降至84.20‰，人口增长率由2.95%降至2.41%，避孕套普及率从14.5%提升至27.60%。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贫困率也大幅下降，以每天1.90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来衡量 (2011，PPP)，1990—2001年，贫困人口的比例由58.9%下降至28.6%(9)。虽然社会行动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该计划最终也没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严重忽视。以教育支出为例，巴基斯坦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3—1997年持续上涨，并在1997年超过3.0%达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高值，但是之后又下降到了社会行动计划实施之前的水平，2000年，该比例只有1.83%(10)。此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还应该改革公共服务的管理方式，促进社区与私营部门广泛参与，但社会行动计划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2000年，社会行动计划的总结报告指出,投资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旷工、没有建立起资源的长期投入机制以及监督薄弱，是社会指标没有得到重大改善的原因[14]。

3.4 社会保障制度

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社会福利建设，截至目前，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文介绍了3个对贫困人口影响最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机构：天课(Zakat)制度、巴基斯坦基金委员会(Pakistan Bait-ul-Mall)和贝纳齐尔收入支持计划(Benazir Income Support Program)。

3.4.1 天课制度

天课制度在改善巴基斯坦社会贫困阶层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源于对穆斯林的训诫，于1980年《天课与欧舍尔法案》颁布后正式实施。按照该法令的规定，政府每年会征收穆斯林金融资产面值2.5%的天课税，如银行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凭证、政府债券等。其他一些资产，如金银及其制造品、活期账户与外币账户等，由所有者自己估值后支付天课税。天课税只针对穆斯林收取，然后将税收转移给穆斯林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寡妇、孤儿和残障人士。2008年天课支付金额为41亿卢比，有200万人受益[15]。

天课基金转移支付方式有两种，大约25%的天课基金拨付给学校、医院等机构，用于向贫困群体提供服务，剩下75%通过地方天课委员会直接发放给个人。并且，天课税设立了不同的支出方案，例如生活津贴、教育津贴、保健津贴、开斋节津贴、对麻风病患者的援助、国家一级卫生机构和婚姻援助。为了克服贫困人群长期依赖天课的倾向，2001年，天课制度开始进行改革，把减贫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能力提升而不是财物救济上，目前已经实施了复兴计划和技术教育津贴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其中，技术教育津贴88%的受益者成功实现了就业或创业[15]。

天课基金为穷人提供生活津贴，改善了巴基斯坦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向贫困者提供恢复经营与生产能力的资助，有利于推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但天课制度存在着贪污、资金滥用以及贫困人口瞄准不准等问题。相关研究指出，接受天课资助的农村和城市人口中分别有15%和51%属于中等收入群体[16]。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天课制度正在实现信息化，例如，按照指定标准对资助家庭进行信息化筛查，筛选出不符合标准的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和监测天课的分配。

3.4.2 巴基斯坦基金委员会

巴基斯坦基金委员会(简称PBM)成立于1992年，目的是帮助不属于天课补助对象的贫困群体。PBM主要向寡妇、孤儿、残疾人、体弱多病者等贫困人群提供援助，为巴基斯坦减贫做出了重大贡献。该项目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项目管理基金在成立第一年就向2.5万名贫困人口支付了600万卢比，在2007—2008财政年度向大约200万户贫困家庭支付了55.2亿卢比[8]。并且，PBM根据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和需求设立了不同的援助方案，包括粮食支助、儿童支助、职业培训、医疗中心支助等，而且规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只能获得一种形式的援助。PBM最重要的两项基金支出内容是个人金融援助计划和粮食补贴计划。个人金融援助计划是为家庭月收入低于1 500卢比的寡妇、孤儿和居家残障人士提供资助，为患病者提供免费医疗，为贫困的学生提供学习津贴。粮食补贴计划则是为了满足月收入低于1 500卢比家庭的基本营养需要，向他们提供现金补贴[16]。

3.4.3 贝纳齐尔收入支持计划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巴基斯坦粮食价格飞涨，粮食和油价都创下30年来新高，这无疑增加了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在此背景下，刚上任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启动了贝纳齐尔收入支持计划(简称BISP)。该计划的目标是瞄准贫困和弱势人群，消除贫困，提升边缘化和弱势阶层(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该计划覆盖巴基斯坦全国，在首都伊斯兰堡设有总部，在省府设有6个地区办事处，并在全国共成立了33个部门办事处，385个区办事处。这一架构旨在促进该计划在全国、省、部门和地方层面落实。BISP包括核心计划和补充措施两部分。核心计划是向月收入低于6 000卢比的家庭每月提供1 000卢比的资助。对于月收入为5 000卢比的家庭，1 000卢比资助可以使他们购买力提升20%。按照巴基斯坦目前的面粉价格来看，1 000卢比足够维持一个5～6口之家20～25天的面粉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月的资助只支付给贫困家庭的女户主，这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补充措施主要包括向贫困人口提供教育救助、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小额信贷、技术与职业培训，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17]。

BISP与中国近几年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理念相似，实施的关键在于确定贫困和弱势人群。BISP确定贫困人口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议员负责制，运用于BISP实施初期。按照规定，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每名议员需领取8 000份贫困家庭申请表，省议会议员每人需领取1 000份申请表，所有议会成员都有平等机会推荐符合标准的贫困家庭，在表格完成之后统一上交给国家数据库与注册管理局进行审核。2008—2009年，BISP使用这种方法挑选出了176万户贫困家庭。但是，这种方法有着明显弊端，筛选过程缺乏透明度，很多议员在确定贫困人口资格时加入了政治派别因素，很多贫困人口因此没有收到表格。随后BISP实施了第二种相对科学的贫困记分卡调查法，采用世界银行设计的贫困记分卡工具对家庭经济情况展开调查，使用代理平均数测试(PMT)，以0～100分来评定家庭贫困水平，其中分数在16.7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可以接受BISP的资助。该项调查于2010年10月在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是南亚地区首个实施此类调查的国家。

BISP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受益人群已从2009年的170万人扩大到2017年的540万人。得益于BISP的实施，巴基斯坦贫困人口比例由2007年的44.1%锐减至2015年的24.3%。但该计划也存在一些问题，2013年，人民党在大选中失利，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上台后虽然继续了这一项目，但是缩减了30%项目预算，BISP计划作用受到了限制[16]。并且，BISP计划没有充分考虑每个贫困家庭不同的致贫原因和基本情况，在扶贫过程中贫困人口缺乏主动性和参与意识，自身能力未获得较大提高，因此特别容易返贫。

4 中巴减贫合作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谈到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中国未来将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坚定不移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一步建设产生了制约。因此，中国未来应同巴基斯坦开展广泛的减贫合作，帮助巴方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应加强减贫经验交流，中巴两国在贫困问题的成因和特点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很多减贫制度和经验值得巴基斯坦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发挥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的带动作用，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当地的贫困人口，并且实施更多农业技术合作、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具有明显减贫效应的发展援助项目。对此，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具体推进。

4.1 农业发展层面

中巴两国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而中国的减贫经验表明农业经济的益贫性增长对于减贫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在改革初期通过土地改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扶持乡镇企业和推动农村剩余人口流动等手段，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大规模减贫。基于中国的经验，第一，巴基斯坦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出台农业补贴、税收、金融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重点扶持贫困小农户发展。第二，坚持推动土地改革，优化土地分配，使更多农民可以享受到农业发展的红利。第三，巴基斯坦存在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扶持农村企业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同时推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乃至国外流动。第四，中巴两国应深化农业合作，中国可以利用自身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推动中国农业技术及高新技术产品全面进入巴基斯坦市场，提高巴基斯坦农作物单产和附加值[4]，并且在巴基斯坦遭遇大型农业灾害时及时向巴方派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援助。

4.2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层面

中国政府始终重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对此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建立了完善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出行、用电、上学、看病、通信等难题，所有建制村已全部通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99.9%以上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18]。

目前，中巴两国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巴基斯坦政府一是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广泛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完善贫困农村地区的道路、电力、饮水以及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也可以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二是要提升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在贫困地区兴建学校和医院，增加教师、医生、护士的配备数量和质量，并且注重培养贫困人口的学习意识和卫生意识。另一方面，建立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所有的贫困地区，推动教育和医疗平等，使贫困人口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三是应加快中巴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早期重点合作领域，目前已经获得了明显进展。未来应在巩固早期成果的前提下，加快农村地区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对教育、卫生方面的关注，未来中国应援助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贫困地区建立学校、医院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等基础设施，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和教育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同时也能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培养熟练工人。

4.3 减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层面

中国的减贫经验表明，要想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必须实施科学有效的减贫政策，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这要求执政党必须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且有足够的执政能力领导社会各界参与减贫事业[19]。而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政府频繁交替使得减贫政策缺乏可持续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执政能力交流，提升公共管理水平[20]，并且通过组织减贫培训、论坛交流和项目示范等形式，着重提升巴基斯坦的贫困治理能力。而在具体的减贫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巴基斯坦可以借鉴中国精准扶贫的思想改进现有的扶贫政策，例如，在贫困识别过程中按照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定扶贫对象，并在充分了解贫困人口基本情况和意愿的基础上，识别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在帮扶过程中，根据贫困人口不同的致贫原因对接教育、医疗等资源，因人因户施策；通过建立建档立卡制度，对贫困人口进行信息化、动态化的管理。